小时候，学校的围墙外有三颗粗大的柿子树，树干是黑色的有好几丈高，粗糙的树皮像干瘪的红薯，树干伸入校园，树枝爬到墙头。我们攀爬着树干进入校园，有时还上到墙头上攀柿树，偷那些还没有长红而青涩的柿子，我们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一种好奇的欲望。
我们每次爬上柿树的时候，老王头都会在树下叫着让我们赶紧下来，村里人都说柿树是老王头的爷爷植的，我们对这个事情一直都有怀疑，但是我们都没有勇气去找王老头求证消息的真实性，老王头的房子在柿子树下面，长期在绿荫遮掩下的瓦砾总在夏日生长着层层的绿苔。柿子在秋天红的时候，他住的那个小屋子就像浆染了的绿漆一样，在那些白墙黛瓦之间十分引人注目。他会眯着眼睛，露出他那烟熏的发了黄的牙齿看着柿树笑着，笑的那些柿子渐渐红了脸，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就染上了一层秋霜，从初秋一直艳丽到严冬。夏天里，老王头在柿树荫下面坐着，他脑袋上已经稀疏的几根银发，在汗珠的映衬下显得油光发亮，他的手从前额拂过后，那些白发熨贴地趴在头皮上，一手拿着小茶壶，一手摇着蒲扇，摇几下蒲扇，喝一小口茶，然后眯着双唇，发出意味深长的“啊”，他那种神态经常被我们模仿，在他赶着我们下树的时候，我们会跑出一些距离，扮着鬼脸模仿他，嘴里叫着“背风箱的，背风箱的”。至于为什么叫他背风箱的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说原因的，他听到这个外号也从来不生气，他把我们赶走以后，他依旧回到柿树底下坐着。
校长每次路过他那里，总会停下来和老王头聊一会，两个人看样子很亲切，有时候他会小跑几步到小屋子里，提出一个水瓶和白瓷碗，然后给校长倒碗茶。有时候两人干脆就在树底下唠嗑，他们什么都不需要，但从他们俩的神情和热呼劲中可以看出来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亲密，而每当我们看见他们俩这一幕的时候，总以为老王头在向校长告我们呢，我们有时候也报复他，远远地用弹弓打那些在树上没有红的柿子，
在我读五年级的时候，已经是深秋了，我同学“小辫子”告诉我，已经好多天没有看见老王头了，我们大伙都估计他可能出远门了，想在星期天计划我们的报复行动，可是就在星期六的早上，村支部书记用大喇叭通知所有在村里的学生赶快到学校集合，我们一伙赶紧屁颠屁颠地赶到学校，远远的听见哀乐声音在白花花的标语中回荡着，我们还没有看清楚怎么回事就跑到班级的队伍中去了，过了一会儿，在哀乐声我才知道老王头在前一天走了，老王头是为了救我们班上落水同学玉儿离开的，那天晚上玉儿回家，天色太黑，玉儿不小心掉进了路边的一个水井里面，玉儿叫了好长时间都没有人来，刚好让买酒回来的老王头听到了玉儿的呼救声，一边喊救人一边跳进了水井,等到邻居和村里人打着手电筒找到他们的时候，玉儿在水中一浮一沉惊慌失措地拍打着水面，而老王头一直站在水中用头顶着玉儿，玉儿得救了，而他确在救护车送往医院的途离开了人世。
在追悼大会上我们才知道，老王头十六岁那年就当兵打小日本了，后来，老婆和孩子都让日本人打死了，老王头一直都在没有续娶，再后来他受了伤，组织调进了炊事班，做了个拉风箱的伙夫。解放后，他放弃了组织留他在上海工作的机会回到了老家，很多人都骂他傻，就开始叫他“背风箱”的。老王头把每年卖柿子钱和政府给他的补助都捐给了学校，而且还再三央求校长不要对乡亲们声张，此时此刻，台子下面的哭声早已经淹没了校长的追悼词声音。
从那时候开始，每年到柿子红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那些人和那些柿子的人和事，他们就像那些挂在柿树上突兀地印在我心里和记忆里。（资文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