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听见嚓嚓嚓的声响，然后一束光线射过来。从黑色的隧道口钻出一个人，通体黑色，只有眼里剩下些许的白。当然如果他开口说话，你还会看见他白的牙。那些氟斑牙在漆黑的脸的映衬下居然显得很白。
老家地处高寒山区，在那些连亘的山峦和沟壑之下，埋着现代工业最重要的能源之一：煤。老家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人，尤其是男人，基本上都与煤炭、煤窑有过最亲密的接触。八九岁的时候，我就跟着父亲进煤窑。
14岁那年，我辍学回家，在老家的矿山上跟12岁的妹妹一起背煤。我们背着煤炭爬坡下坎，一过秤，我背了一百一十多斤，妹妹背了八十多斤。妹妹见我背的比她的多，不服气，第二次就加了重量。我见她加了，我也加。第一天我们背得腰酸背疼两腿发麻，回家坐在凳子上，感觉双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。不过心里很高兴，我挣了一块八，妹妹挣了一块三。
天一亮，我吃过早饭就去矿上，天黑回家。有一次，我帮一个窑主背一堆煤，该得三块三角钱。问他要，他说，不给就不给，你要怎样？我不敢跟他动粗，只好不要了。我于是进煤窑挖煤。
我们一起的四个人，最大的不超过十六岁。只用工具去挖，弄不到多少煤，要放炮炸。放炮之前先要用钢钎钻炮眼，把导火索插在雷管的一头，把雷管埋进炸药的一头，再把它们放进炮眼，然后往里塞散碎的炸药和煤炭粉末，把炮眼筑紧。这一道工序很危险，曾经有人在筑炮眼的时候用力过度，当场引爆雷管丢了性命。
那段时间我们住在煤矿上的窝棚里。那个山谷叫煤炭沟，煤窑星星点点，到处都是，洞口旁边，都会有几个窝棚，窝棚里的矿工一律黑色，额下嵌一双如豆的眼睛。我们在下午五点后下班，因为劳累过度，大家吃东西都很厉害，一大碗肥肉，一会儿就见底了。两斤一捆的面条，我可以吃完大半捆。吃完之后便是赌博。整个矿山的黄昏和夜晚都笼罩在赌博的气氛里，有的人今天赢了，明天又输了。有的人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，结果输个精光。而赢了钱的，再没心思干活，忙着挥霍手里的钱。
意外还是发生了。我们拉着煤从煤窑出来，再一次进入的时候，里面漆黑一片。煤油灯熄灭了，挖煤的一个同伴被上面掉下的一块几百斤重的大石头压着。我们把石头撬开，把他弄了出来。救活了，可是也残废了。我心存畏惧，于是重新改行背煤炭。
而丧生于煤窑的人每年都在增加。村子就几百号人，死于矿难或因此而受残的，先后已有十多人。矿里没有瓦斯；隧道四通八达，里面不缺氧；隧道是平挖进去的，也不存在泄水事件，唯一的灾难是冒顶。可是他们已经很有经验了，他们的眼睛能够发现煤窑顶棚上每一道裂开的缝隙，耳朵能够听到来自头顶的岩石断裂的最初的声音。偶尔的事故，在于他们的一时疏忽。
年轻人在老家煤矿里干活的已经很少了，在春节后某天的清晨离开，踏上茫茫的打工之旅，直到腊月，才候鸟一样回来。
六月，有几个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了。在他们的皮箱里，装着一个匣子。匣子里，装着一个同伴的骨灰。他们说，同伴死于煤矿的瓦斯爆炸。亲人们哭得昏天黑地。乡邻们有条不紊地帮忙办理后事，他们已经习以为常。棺材买来了，猪圈里的半大的肥猪杀了，做道场的法师请来了，幡悬起来了，墓地看好了。鞭炮声稀稀落落，最后被群山吞没。“同样是跟那些黑色的家伙打交道，你们为什么要走那么远呢？”我问他们，他们的眼里现出迷茫之色，他们说不知道。丧事一完，他们又离开了老家，从村子到县城，从县城到火车站，再辗转到太原。到太原，他们没有停下，而是匆匆爬上另一趟车，把他们拉到我所不知道的煤矿。
煤是老家人谋生的主要方式，他们已经习惯在黑色的世界里生活，在黑色的世界里流淌汗水和血。（赵建新）